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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如何为更多残疾孩子撑起晴空
编辑:心怡 [ 2012-12-4 16:44:39 ] 文章来源:教育装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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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障儿童,特教老师需要手把手地进行教学。

       

 特教老师正对患自闭症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训练。

       

 特教老师在用“可视教育”教智障孩子认识动物、分辨颜色等。

    都说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天使,是父母的希望。然而,我们的身边却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或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智力、视力、听力等缺陷,成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据市残联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市符合特殊教育条件(主要包括智障、聋哑盲、自闭等)、处于九年义务教育年龄段(6-16岁)、已经办证登记的残疾儿童共1800多人(自闭症尚无准确统计),包括智障儿童1400多人,聋哑盲儿童400多人。实际上,还有很多同样的儿童没有参加登记。

    因为智力、视力、听力、言语、肢体、精神等方面的障碍,残疾孩子在日常生活、受教育、就业、融入社会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接受教育则是帮助他们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潜力最为关键的一环。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残疾人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就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支持特殊教育……”

    那么,桂林市需要特殊教育的残疾孩子目前受教育情况如何?特殊教育办学中存在哪些困难?如何办好特殊教育?记者近日采访了部分智障家庭和相关部门。

    残疾孩子普通学校跟班就读的尴尬

    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制定的“等级量表法”,智障儿童可划分成轻、中、重、极重度四类。研究表明,儿童智力与实践、环境、教育密切相关,无论是哪种程度的智障儿童,都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教育,轻度患者可以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并具有一定的文化、技术知识,日后可参加工作。中度患者可以学会照料自己,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严重智障患儿也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对于聋哑儿童,为其提供手语和盲文等教育,使其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能更方便地与人交流,且可参加工作。

    “让孩子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是绝大多数残疾孩子父母最大的心愿。”11月22日上午,记者在资源县采访时,该县残联理事长谢行科说。

    不过,按照我国目前形成的“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格局,对许多特别是农村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及其父母来说,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远比他们期望的困难得多。

    智障儿童小毛今年10岁,在临桂县某小学随班就读。在学校里,他精神萎靡,消极被动,学习困难,活动能力障碍明显。由于学习成绩差、反应慢,同学们都不愿与他一起玩,还常常围着取笑他。这让小毛父母感觉很伤心,有时候甚至想到干脆不让他去读书了。

    小毛的老师说:“学校有时也会接受别智障孩子到学校读书,这类孩子不仅学习成绩跟不上,而且有些容易冲动,破坏力强,有时还打人。”她表示,智障孩子往往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精力,但收效甚微,最好能够到专门的特教学校就读。

    在资源车田苗族乡,车田初中赵老师的女儿小芳因为小时候“发过一次烧”,引起轻度脑瘫,所幸他们及时到上海、广州等地治疗,孩子智力只受到轻微影响。但即便如此,脑瘫也让孩子双脚不能走路、语言表达受到影响,使得孩子平时在学校会被小朋友有意无意地欺负。

    “前两天孩子带了点糖去学校,一下被其他同学抢走了,孩子追不了,只能坐在座位上哭。你说我们作为家长知道了怎么不心痛?”11月22日,记者在小芳就读的车田完小采访时,赵老师私下向记者痛心地说。

    记者12月3日在市社会福利院康复中心采访时,不少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家长则告诉记者,许多幼儿园和小学一听说孩子患有自闭症或智障,都不愿意接收——— 因为学校和老师需要花费比普通孩子“多得多”的精力,这让他们既痛心又无可奈何。

    车田苗乡残联专委刘小娜告诉记者,由于存在智力、听力、言语、精神以及生活自理等方面的缺陷,残疾孩子在普通学校跟班随读中被同学捉弄、取笑等情况,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学校都较为普遍。加上普通学校的学生多,老师难以兼顾,以及没有专职教师和针对性的教育设备等原因,这些孩子不仅难以得到系统的康复训练,也常因遭受歧视、忽视等容易造成心理问题。加上一些家长背负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以及思想观念落后等原因,许多残疾孩子最后只好辍学回家。而这种情况在广大农村可能更加严重。

    刘小娜曾经是车田完小的代课老师,她1992年出生的大儿子“可能因为生下来不久发过烧”,被查出患有中度智障,一开始也在车田完小随班就读,但“受到过好多的歧视和伤害”。为此,她2003年辞掉工作,只身带着儿子到市培智学校就读,“尝尽了作为智障孩子父母的辛酸”。2010年通过考试,她投入到残疾人事业中。

    专业的培智学校能有效弥补智障孩子缺陷

    女儿在随班就读中遭受的许多困难和尴尬,让赵老师常常想着送女儿去市培智学校就读,“毕竟那里有专业的老师和专业的教学设备,更利于她学到知识和建立自信”。然而想到在市里读书的住校问题,且女儿行动不便,还要带小儿子的妻子肯定得租房陪读,家里就他一个“穷老师”负担,各种费用加起来,让他和妻子“一狠心又算了”。

    相比赵老师,刘小娜的态度很坚决,一度绝望的她和丈夫决定送孩子到市培智学校就读。2003年她辞掉代课老师的工作,带着已经11岁的儿子来到市培智学校,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帮人洗碗打工。但是,随着2006年小儿子的出生,经济压力加大,加上“其他许多原因”,2008年她不得不把儿子带回到老家。

    不过,这5年儿子受教育的结果让她和丈夫都很欣慰,就读期间“每天都可以看到他进步”,儿子从原来反应迟钝,到现在喜欢看些电视,“背得蛮多台词”,还会看一点报纸和跟人简单聊几句。

    “如果孩子从小就接受特殊教育,也许情况还会好得多。”对于没能及时让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刘小娜心里至今仍很遗憾。现在孩子回了老家,她怕孩子被人教唆,被“耍猴”,只好把他关在家里每天看电视、自己玩。对现在这样的情况,她也很无奈。

    由于亲身享受到特殊教育的好处,加上这几年从事乡残联工作,接触更多残疾孩子,刘小娜心里逐渐萌发了“有一天能办一所特教学校”的梦想,“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及时接受专业的特殊教育”。

    在市社会福利院康复中心,许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都告诉记者,孩子接受特教培训后“进步好多”,特别是有几个康复得好的孩子,还可以同时上幼儿园了。家长们说,尽管为了孩子的治病和教育,家里经济越来越吃紧,但是只要有希望,不管怎样都愿意送孩子来接受这种特教。

    11月23日,市培智学校校长程斌告诉记者,多年的实践表明,为智障儿童提供专业的培智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需要特殊教育的残疾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最大程度地开发他们的潜力,而尽可能地从小教育培养最为关键。另外,通过延伸职业教育,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残疾孩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更好地使其参与和融入到社会中,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

    11月28日,荔浦县培智学校校长熊碧芳也告诉记者,该校自1999年办学以来,已陆续输送了许多智障和聋哑孩子到企业就业,“有个孩子还考上了河南郑州一所大学,在读大二。”她很自豪地说。不过,当她到一些还没创办特教学校的县里看到一些聋哑孩子不会交流时,心里不由得感到阵阵酸楚。

    受制于资金、师资等问题,特教学校发展困难

    刘小娜的梦想很美好,不过一开始便碰了壁。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一个县人口达到30万才“要求建立一所特教学校”。根据资源县目前的17万人口,加上教育资金、专职特教教师短缺等原因,一下子要建起一所特教学校似乎并不现实。

    采访中,该县残联理事长谢行科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他说,当地一直重视残疾人事业,2010年曾组织相关人员去灵川、荔浦等地考察特教学校,探讨建校的可能性,“连校址都解决了”,但由于资金短缺及整体的配套措施跟不上等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曾参与荔浦特教学校创建的熊碧芳告诉记者,相比“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艰辛,现在从政府到社会,整体办学环境已好了很多。但是特教教师、教育经费的紧缺,以及专业教育设施不足,让她在教学中仍深感无奈。“2009年以前,学校很多时候都靠社会和企业资助来维持。”此后,政府解决了学生的食宿等费用,但是基本的专业教学设备仍然不够完善,特别是没有保育员、校医、校车等,不仅无法做到给在校学生医教结合,也制约着他们不敢更多地招收那些自理能力较差、智障程度更重的残疾孩子。

    而在专业特教教师上,由于多数师范类院校中没有设置特教专业,且特教教师在实际工作中较为清贫,容易不被人理解,加上编制等原因,也导致很多人不愿从事特教工作。

    另外“有蛮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对学校有依赖性。孩子生病家长不愿管,对孩子照顾不够等,也给特教学校造成许多的困难。”熊碧芳说。

    “相比普通学校,创办特教学校无论从资金投入,照顾孩子生活、花费精力等都要超过数倍以上。”谢行科告诉记者。

    上述困难,都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特教学校的发展。

    创办更多特教学校,让更多残疾孩子接受专业教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桂林市特教办学成绩仍然居于全区前列,市里有培智学校、聋哑学校,灵川、荔浦、兴安、全州等县也建立了特教学校。此外,其他人口接近或刚刚达到30万的县,如临桂、平乐等都在努力创建特教学校,其他人口未达到的县也正积极谋划。可以说,特殊教育问题正越来越受到桂林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刘小娜、赵老师等智障孩子的家长来说,今年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支持特殊教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却让他们备感兴奋且充满信心,毕竟国家将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刘小娜一直坚定地认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智障孩子作为弱势群体,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他们,为他们提供专业的特殊教育,使他们能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也为社会和家庭减轻负担,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

    对于如何办好特教学校,资源县残联理事长谢行科认为,可考虑以“公办为主”和“民办公助”两种办学模式。

    在公办为主模式上,谢行科希望国家和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对特殊教育的倾斜,加强专业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保证特教学校的建立和正常运转。同时,对人口达到标准的县要求创办“医教结合且延伸向职业教育”的特教学校。

    在创办过程中,政府和教育、卫生等部门应积极解决学校的场地、专业教育设施、学生日常食宿、康复医疗以及教师的编制和适当提高其待遇等问题。在学校里,根据智障孩子成长的各个年龄段,分别施以康复为主、学习教育为主和职业教育为主的教育、康复训练,使其得到系统、专业的训练,一步步回归和融入社会。

    对于民办公助办学模式,谢行科认为,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办学,对于解决目前教育资金短缺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对于少数希望将智障孩子送到特教学校照顾不够的家长,也是一种制约。

    谢行科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可针对特教学校制定收费标准,由学校收取,保证其日常运转。同时政府帮助解决学校教师的编制、待遇等问题,并进行适当的补贴等。

    “民办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超出残疾家庭承受能力的收费,甚至欺骗等问题呢?毕竟残疾家庭经济条件本来就已经很差。”采访中,程斌、熊碧芳等人也表达了对这一办学模式的担忧。

    不过,对于桂林市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谢行科认为,可以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发展,并不断地完善,让更多的智障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记者感言:特殊教育,不容忽视的社会责任

    在采访中,许多残疾孩子的家长心情迫切地说,希望社会不要歧视这些孩子,给他们一个平等、友爱的成长环境。因为孩子“有问题”,这些家庭几乎都花掉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孩子的教育和前途成为压在他们身上一座座大山。

    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残疾孩子也是社会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一员,对其关爱和帮助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文明水平。对残疾孩子进行特殊教育,不仅是其成长的关键,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社会责任。

    假如一个智障孩子一生从未接受任何康复训练,长期被关在家里,他不是会彻底沦为“废人”,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吗?而通过市培智学校等多年实践证明,通过提供系统专业的特殊教育训练,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轻度和中度智障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最大程度地开发他们的潜力。而且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也能让轻、中度的智障、聋哑孩子顺利掌握就业和生活所需的技能技巧,让他们能顺利融入社会生活中。如此,不仅能提高自身生活质量,亦能为家庭和社会减轻负担。

    感受到特教好处的刘小娜,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一直唠叨着她的遗憾,“到市培智学校读书后,看到儿子读书、写字、打篮球每天都有进步,真后悔晚送了几年”。而当她投入到残疾人事业中,看到农村还有许多需要特教的孩子辍学甚至不能上学,“心里想创办一所特教学校的梦想就越来越强烈”,因为她知道,到特教学校接受专业训练对智障孩子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特殊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这就需要政府更加重视和社会力量更多关注、支持特教事业,为那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撑起一片灿烂的晴空。(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记者周文俊、通讯员谭天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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